典藏台灣史（二）台灣原住民史

第二節 17世紀外人的認識

• 美麗的原住民

然而， 當島嶼台灣在大航海時代以Formosa 之名浮現世界舞台，島上住民也在意願無法自主下捲入世界經濟體系，終於成為中華帝國、西方列強與日本勢力三者相互爭衡奪取的資源寶地。亦即，自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從澎湖轉進大員、1628 年西班牙人登島佔據雞籠、淡水後，原住民族作為本島主人的時代，逐漸消逝，再也不能復返。儘管如此，我們如想一窺17 世紀中期台灣原住民的狀態，也不得不仰賴當時外來者的調查與書寫，並藉由殖民接觸過程的歷史，對原住民當時的村落、人口與社會文化，稍作理解。

最早具體描述台灣原住民的文獻，是明代文人陳第撰述於1603（明萬曆31）年的〈東番記〉；當時，任福建浯嶼把總沈有容正奉命討伐侵擾東南沿海地區的海賊，陳第追隨來台，而留下這份以台南赤崁一帶西拉雅族社會文化為主要內容的紀錄。

到了1623 年，原以澎湖為據地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建巡撫南居易的武力驅逐下，派遣兩位商務員參訪西拉雅族的蕭壠社（今台南市佳里區），寫下對當時原住民村落生活的觀察。1624 年，東印度公司進據大員後，曾在新港社（今台南市新市區）長期傳道的荷蘭駐台首任宣教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則書寫了一份著名的報吿，內容以新港社的生活描述為主，成為後人認識台南地區原住民的重要民族誌材料。

與此同時，1620 年代進佔北台灣淡水、雞籠一帶的西班牙人，對當地原住民也有相關紀錄；其中，以Jacinto Esquivel 神父對淡水、雞籠、宜蘭，甚至花蓮一帶的描述，最為知名與重要。Esquivel 神父將西班牙轄下原住民村落，依空間分布與在地稱謂分為三個省區，即淡水河流域的「淡水」、蘭陽平原的「噶瑪蘭」、花蓮地區的「哆囉滿」。而對地緣最為鄰近的東北角三貂社，北海岸的大雞籠、金包里地區，台北盆地內部與淡水河左右兩岸的村落，都有詳盡的描述。

讓西班牙人印象最深刻的文化現象，即是以大雞籠、金包里、三貂社為主體的馬賽人，他們的生計活動與社會行為。Esquivel 神父這樣描述：大雞籠社有4 至5 個村子，約有600 人，多是手工藝匠，不務農，像遊牧民族或「生理人」（Sangleys，「生意人」的福佬話發音）一樣，行走於這村到那村，為村人修理房子、弓箭、衣服和手斧。金包裡社有2、3個村落，因為地近大屯山的硫磺礦，擅長採集與交易硫磺。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調查與記錄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基於治理之便，也對台灣原住民村落進行空間劃分，這就是因應地方會議的擧辦、對村落進行的戶口調查與地理分區。

地方會議的舉行

地方會議，是東印度公司一年一度對原住民村落傳達政策、行使權力的場合。它的形成，始自1636 年2 月因公司擊潰麻豆社、確立在台灣南部地區原住民村落間的地位後，召集歸順村落，為擧行確認和約儀式而召開的聚會。1641 年4 月，公司為了向歸順村落通吿新任長官就職，同時讓他們對新長官重新宣示服從，於是邀集村落代表擧行了所謂「王家會議」，並在現場讓長官仲裁村落之間的糾紛，以強化統治者的威信，這在日後也成為會議的要項。所以，公司一般視1641年為擧行地方會議的第一屆。

1644 年，為了再次宣示新長官到職，公司召集各村代表，擧行「地方會議」；自此以後到1659 年，公司每年都召開地方會議，直到1660 年因傳聞國姓爺部隊襲台才中止，先後共召開了17 次。

1644 年的另一項發展，是這一年的地方會議，依村落代表所屬的地理位置分為南、北二部，分日擧行。1645 年起，分出淡水集會區；1652 年起，東台灣分出，成立東部集會區。這些會議雖大多年年擧行，但受到傳染病的疫情影響，有時也會暫停；後續分出的淡水、東部集會區，擧辦次數相對也少。

參加北路地方會議的村落， 有台南一帶的新港、蕭壠、麻豆與大武壠等村。不久， 加入通行虎尾壠語（Favorlanghs）的雲嘉、彰化地區村落群，與通行「山地語」（Berghs）的達邦、簡仔霧等中央山地的村落群。1645 年起，由於大肚王（Quataongh）的歸順，陸續加入通行大肚語或拍瀑拉語的中部村落群；甚至連今南投日月潭一帶的水沙連村落群也遠道前來。

南路地方會議的成員，主要以屏東平原、日後稱為「鳳山八社」的村落群，以及恒春半島上荷蘭人視為「瑯嶠君主」的領導家族與「瑯嶠十八社」等村落群。淡水地方會議的參與村落，範圍涵蓋北海岸、台北盆地各村，以及西海岸八里到苗栗的村落，桃園一帶的龜崙人，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村落群。

東部地方會議，係以台東卑南社為中心組成，參加的除了台東一帶以卑南語為主的村落，還包括海岸地帶的阿美族、排灣族村落，與來自花東縱谷南段的村落。

二、荷蘭人的權力展示

在一年一度的地方會議上，公司藉由規模盛大的排場、精心設計的儀式，讓代表村落參加的首長震攝於台灣長官的威儀，進而感受到公司的強大；同時，長官也展示公開懲處罪

犯的權力，裁決村落之間的各式紛爭，以突顯公司的絕對地位。面對這些陣仗，與會的村落代表，很難不產生彼強我弱的相對低位感。

在會議中，村落首長還要將公司發給、鑲著VOC三個金屬縮寫字母的藤杖繳回，再由公司重新任命、授予。這根與村落首長職務連結的權杖，代表權力的來源是公司；若有必要，

公司可以中斷取回，如此或可強化公司對首長的管控力。這些展演與位階關係的強調，對村落首長究竟產生多少實質上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公司每年召開會議、眾村落首

長行禮如儀，加上公司多次武力征伐的嚇阻，多層次的治理技術，說明荷蘭人的少數統治，還是發揮了成效。

至於開會時使用的語言，可說是現場多重口譯的古代版。長官自然以荷蘭語發言，但現場會以參加村落中主要群體的共通語即席翻譯，如新港語、虎尾壠語、山地語，或南路的

馬卡道語、排灣語、魯凱語等。當然，原住民世界中的顯要人物⸺如大肚王、瑯嶠君主等，也會得到特別待遇。

儘管如今已無法重回地方會議擧行時的現場，但可以想像當時那種多族、多語交織的場合，是如何盛大與熱烈啊！

人口的估算

東印度公司對原住民村落多次進行的人口與家戶調查，早期在瞭解村落的武力狀況，因此多關注成年男子的人數。但隨著公司對原住民統治的日趨穩定，以及年度貢賦的徵收必須以村落戶口作為計算基準，調查方式開始制度化。不只如此，參加地方會議的歸順村落，也必須向大會提出報吿，說明一年來村落的概況；自然，其中也包括村落的戶口情形。

在公司的檔案文獻中，現在存有1647、1648、1650、1652、1654、1655、1656 等七個年度的歸順村落、家戶與人口數調查資料；由此可以推知當時荷蘭人所知的台灣原住民人口概況，大約是6-7 萬人。但我們必須謹記，這些村落的數量，只反映當時與荷蘭人有接觸或公司視為歸順的村落，不含未接觸或敵對的村落；而村落數的波動，亦說明有些地區的村落有移動、合併或廢棄的現象。種種因素，導致這些數據的參考値也會受到影響。

詹素娟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長領域為原住民史、族群史、區域研究與史學理論。

相關論著甚多，如〈從「山胞」到「民族」：臺灣原住民的身分認定與族群意識變遷（1945-2000）〉、〈國家的空間建構：以日治時期的賽夏族為例〉，並編有《舊文獻‧新發現：台灣原住民歷史文獻解讀》、《山海尋跡：臺灣原住民族文獻選介》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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