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三月十九日,美國國務卿萊斯在東京發表演說,在她遍歷亞洲民主制度國家時,遺漏了最重要的民主台灣。她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而且不是無意的。美國由於害怕共產中國的獨裁者不高興,而不敢正視民主台灣存在的事實,這是世界現代史上最荒唐的故事,而這個荒唐的故事則有其遠因與近因。
遠因是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一九四五年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勝利時,與史達林簽訂了《雅爾達協定》,背棄了先前簽訂的《大西洋憲章》的自由目標,確立了戰後強權之間劃分勢力範圍的「力量平衡」,將世界一分為二,從而使史達林得以建立從東歐到朝鮮半島的大帝國;使「東方」世界的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被剝奪了選擇自由制度的權利,長期淪於奴役制度壓迫之下,也使中國和台灣人民失去了建立自由、民主、獨立國家的歷史機會。
近因是自美國總統尼克森開始,為了圍堵蘇聯軍事擴張,從支持台灣的國民黨獨裁政權對抗共產中國,轉而同共產中國聯手制衡蘇聯。這種強權之間新一輪的「力量平衡」,使得美國的台灣政策,淪為美國政府取悅共產中國獨裁者時的一份紅利。
本書將從雅爾達戰時會議如何背叛《大西洋憲章》的自由價值這個源頭開始,指出美國和自由國家的全球戰略導致對台美中關係的歷史錯誤,是怎樣一步步形成的?這一重大歷史錯誤如果繼續「維持現狀」不予改正,將會造成怎樣的歷史災難?以及美國與自由國家應當如何改正歷史錯誤,才能有「不可熄滅的自由之火抵達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的「那一天」?
內文
第一章 美國在雅爾達的歷史錯誤
《雅爾達協定》與《大西洋憲章》,代表兩種對立的哲學與戰略觀。
《大西洋憲章》的哲學,是以自由力量的聯合,戰勝法西斯奴役制度,實現有利於全人類自由發展的和平。
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他的一篇演講〈人類四大基本自由〉中提出,反法斯西斯戰爭勝利後,「我們將看到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所有人都有言論自由與表達意見的自由。
第二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方式的自由。
第三是免於匱乏的自由,保證每一個國家的居民都能過著健康的和平生活。
第四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解釋免受恐懼自由時,羅斯福指出:「從全球角度來講,這意味著在世界範圍內全面徹底裁軍,使世界上一切地方,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對任何鄰國發動武裝侵略。」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羅斯福與邱吉爾在停泊於大西洋紐芬蘭海面的奧古斯塔巡洋艦(USS Augusta)上會晤,簽署著名的《大西洋憲章》,重申這「四大自由」,還增加了民族自決條款,即在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後,「被強制剝奪主權和自治的人民,得以恢復主權和自治」;這個劃時代的重要文獻,它的自由價值與自決原則,動員了從民主國家到殖民地、附屬國的廣大人民,奠定了反法西斯聯盟勝利的基礎。二○○二年九月,美國小布希總統簽署《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所提出的「有利於自由的力量平衡」概念,事實上已經包含在六十一年前的《大西洋憲章》之中。
然而,當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的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一起出席了雅爾達戰時會議。「雅爾達」的哲學,是對《大西洋憲章》自由價值與自決原則的背叛。「雅爾達」確立的自由制度大國與奴役制度大國共同瓜分全球勢力範圍的「力量平衡」,是對「有利於自由的力量平衡」的反動,使戰後蘇聯共產奴役制度的版圖,擴展到歐洲的柏林圍牆與亞洲的蒙古和北韓。在雅爾達戰時會議上,羅斯福同意史達林把波蘭國界西移,蘇聯佔領波羅的海各國和波蘭的一部分,「美國和英國都不會出現」。羅斯福說,他「樂見波蘭東邊國境線向西推移,西邊國境線也自奧得河再推移」。邱吉爾和羅斯福在雅爾達只獲得史達林簽署的一紙聲明,表示蘇聯同意戰後在所有被佔領的前軸心國內舉行民主選舉;但事實上,這些國家將毫無例外地落進蘇聯的勢力範圍,邱吉爾與羅斯福根本無法使其實現。
對亞洲,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簽訂了《雅爾達密約》。照毛澤東的說法:「雅爾達會議上,一個史達林、一個羅斯福、一個邱吉爾,三家子就把歐洲分了,把世界分了。中國分給了美國,蘇聯要老沙皇佔的旅順口和中東路,把外蒙古佔為蘇聯的殖民地,老沙皇在新疆的利益,也都要分給蘇聯。」
《雅爾達協定》取代《大西洋憲章》,導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自由民主制度世界與共產極權制度世界的大分裂。而處於中間地帶的國家,成為這兩個對立世界爭奪的戰場。這就是世界現代史上許多荒唐故事的根源。台美中三國演義,則是這些荒唐故事中歷時最久,至今還在繼續荒唐下去的一個。
假如遵循《大西洋憲章》的哲學,台灣與中國,就都會面臨成為像美國與印度一樣的自由民主獨立國家的歷史機會。
戰前的台灣,是「被強制剝奪主權和自治」的日本殖民地。隨著日本戰敗放棄台灣,台灣人民理所當然有權建立自己的自由獨立國家,如同羅斯福曾經承諾:「我不相信我們能夠一方面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時卻不去努力,讓全世界人民自落後的殖民制度中解放出來。」(
同樣,蔣介石的中國是反法西斯的戰勝國,當時顯然是具備了走向自由民主國家的充分條件……
阮銘
一九三一年出生於中國上海,年輕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上海市學生民主運動;曾擔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青年團委員書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後調任《北京日報》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論部主任;再調至中共中央宣傳部,於陸定一時期擔任《宣教動態》編輯,陶鑄時期擔任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央宣傳部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
一九七七年,應胡耀邦之聘,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後遭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王震撤銷工作,開除黨籍。
一九八八年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以及台灣淡江大學等作訪問研究。近十年來,關心台灣的民主發展,長期為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仗義執言;二○○二年取得台灣國籍,二○○四年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著有《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鄧小平帝國》、《中共人物論》、《兩岸統一百年大計》、《透視總書記》、《民主在台灣》、《民主台灣vs.共產中國》、《去恐懼,開創台灣歷史新時代!》、《兩個台灣的命運--認同TAIWAN vs.認同CHINA》、《從寧靜革命到寧靜建國》等書。
張怡菁
台灣人,李登輝學校青年班第三期學員,現為淡江大學國際學院歐洲研究所博士生。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現職為國策顧問阮銘教授之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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