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
01.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
02. 台灣健檢書
03. 山、雲與蕃人─ 台灣高山紀行
04.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05. 在時間隙縫裡的親子旅行
01. 童書遊歷:跨越國境與時間的繪本行旅
02. 曹俊彥的青澀歲月:青春正飛揚的年少求學時光
03. 天堂小孩(限量DVD版
04. 我想你爸爸
05. 跟小鳥道別
首頁 > 推薦‧導讀

昭和史 第一部 1926-1945(上)


導讀/台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

本書作者半藤一利以四十年為一周期,把一八六五年至今的日本近代史分為近代國家完成期、滅亡期、再興期、復滅期四期,亦即明治維新時的一八六五年到日俄戰爭的一九○五年,共四十年,是日本近代國家的完成期;一九○五年到二戰無條件投降的一九四五年,也是四十年,是日本趨向滅亡的時期;二戰後,日本被盟軍占領,到舊金山和約再獨立,到一九八五年,是再復興時期,而後經濟逐漸泡沫化,日本有可能再走向滅亡。
半藤的此一看法,不論同意與否,已指出日本近代史的發展指向。第一期的近代國家完成期,與大隈重信所編《開國五十年史》的論斷,大抵相牟,亦即日俄戰爭使日本成為世界性的國家,不再只是亞洲的國家。但是,日本成為世界性國家,卻使日本走向對外發展的帝國主義路線。
事實上,日俄戰後,日本內部至少有兩個走向,一是帝國主義路線,另一則如吉野作造所指稱,是大正民主主義的源頭。吉野作造認為,日俄戰爭時的日比谷燒打事件是日本民眾運動的開始,為大正民主主義運動奠下了基礎。大正民主主義雖然出現了政黨政治,但因政黨的腐敗導致左右陣營的攻擊,政黨政治曇花一現,即走入軍國法西斯主義,走向十五年戰爭。
日本走向軍國法西斯主義,在憲政上有其根本的原因。明治憲法一方面使天皇成為憲法的例外存在,一方面讓內閣與統帥權分離,而掌握內閣與統帥權的則是憲法上例外存在的天皇。而天皇在張作霖事件後模仿英國成為立憲君主,儘可能不發言,以閣議的決定為是。而內閣又不能掌控統帥權,統帥權名義上由天皇掌控,事實上是由輔佐天皇指揮作戰的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所掌控。內閣的陸軍省和海軍省只具備後勤功能,無法在作戰上置一詞,否則會以「侵犯統帥權」為軍部(參謀本部與軍令部)所杯葛。這種制度上的缺陷與天皇擬立憲式的無為,是日本軍國主義化最重要的因素。
制度之外,經濟與政黨政治問題,也是促成日本軍國法西斯化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獲得空前繁榮,旋即陷入景氣惡性循環的局面。一九二七年,台灣銀行的經營問題促發往後金融危機,這是是昭和史一開始就面臨的大問題,也是一次戰後經濟不景氣的寫照;經濟不景氣造成農民生活的窮困,而農村經常是軍人的出身地,因此引發右翼份子對政黨與資本主義的不滿;同樣,左翼的反資本主義也因緣而起。日本雖然明治初期,即有政黨,有政黨未必就有政黨政治。政黨政治必須具備透過選舉而由選舉選出的多數黨黨魁組閣。日本政黨政治始於大正十年,當時雖由多數黨黨魁組閣,但因選舉腐敗,以致左右翼群起攻之,因而隨著犬養毅首相的被暗殺而結束。
另外,在精神史方面,文學家芥川龍之芥於一九二七年自殺,芥川龍之介跟志賀直哉的肯定近代完全不同,他勿寧對近代精神抱著懷疑的態度;他的自殺一般認為是為近代殉死,因此他的死象徵日本近代精神的結束。半藤一利說,日本近代國家於日俄戰爭時完成,其實近代國家的完成,也意謂著近代精神的展開,大正民主主義在某層面上就是近代精神與近代政治的展開,然而日本的近代在表層上已隨著大正年號的結束而結束,終於出現軍方在中國製造問題的局面,此一局面不僅沒有由內閣加以控制,反而逐漸顯出軍部控制統帥權杯葛內閣的現象。
一九二六年,中國開始北伐,田中義一首相出兵山東,意圖阻攔中國北伐,一九二八年發生日軍炸死張作霖疑案,昭和天皇大怒,田中義一因而辭職。這本是天皇可以阻止軍方製造事端的表現,但元老西園寺公望卻以英皇的虛位立憲相勸,主張天皇不應多言。從此,天皇對軍政大都採取不干預態度。如果天皇藉此將軍部納入內閣,由內閣統籌,天皇變成虛位天皇或象徵天皇,也許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可能性會大減。但是,天皇在發怒之後變成統而不治的天皇,內閣與統帥權依然分立而不相統屬,軍方正可藉統帥權的不可侵犯性而擺脫內閣的干預一枝獨秀,甚至轉而控制了內閣。
統帥權的不可侵犯性,最先出現在國會討論華盛頓公約的海軍軍力配置之時,海軍軍令部認為內閣海軍省未得軍令部同意擅自簽約,是侵犯天皇的統帥權。一九三一年,關東軍發動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日本瀋陽領事卻了解事變過程就被關東軍以「干預統帥權」逐出,從此軍部即以「統帥權」到處惹事生非,成為侵略中國的急先鋒。這些在國外惹事生非、在國內逐漸掌握權力的軍人一般稱為「新軍閥」,以與「舊軍閥」區分。
所謂「舊軍閥」是指經過幕末維新的動盪時期,建立陸海軍有功的維新人士,如山縣有朋、桂太郎、西鄉從道等。這些舊軍閥經過幕末維新當時可能亡國的憂患意識,都有強烈的國家意識,且與伊藤博文等文官一齊對外戰鬥過,有很深的同儕感情,因此在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時,彼此還能合作。而「新軍閥」則是從軍校畢業的軍人,「同期生」意識極高,並因此組織許多團体,如櫻團;甚至與右翼浪人組織血盟團等,進行暗殺政界與財界重量級人物,開啟了軍事法西斯的火頭。新軍閥雖標榜革新,但大都以權力的擴大為目標,並不把國家利益放在眼中,換言之,國家意識低落,而以派閥結合獲取權力為主軸。
犬養毅被暗殺後,政黨政治結束,又回歸軍人組閣的局面。這時,政黨雖存在,已無多少影響力。軍部發動滿州事變,又進一步創出了所謂「王道樂土」的「滿洲國」。自明治中葉以還,日本所謂的大陸政策,本有「生命線」與「利益線」之分,滿洲向來被視為日本的生命線,而此生命線又帶有國防線之意義,日本一向視滿洲(中國東北)為日本與俄羅斯的緩衝地帶。義和團事件後,俄軍駐紮滿洲,無異破壞了此一緩衝區,對日本構成極大威脅,若進一步往朝鮮半島發展,再配合海參威的海軍,勢將威脅到日本本土的安全。日俄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是有其必然的。建立滿州國,防俄的意義大於其他,若真如所言,要在滿州建立一個「王道樂土」的國家,滿州國應如瑞士,是「中立」國,不能是日俄間的緩衝國,也不能是日本的附庸國,但滿州剛建國,就為日本所控制,以致引起國際的杯葛,國際聯盟因而進行調查,日本為此退出國際聯盟,成為國際上「有榮光的孤兒」。
日本在國際上逐漸孤兒化,在國內逐漸法西斯化,後來會和同是法西斯國家的德、義成為同盟三國,也是有跡可尋的。
在日本逐漸法西斯化的同時,日本軍部也分為皇道派與統制派。皇道派以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為中心,主張天皇中心的國体論,深獲主張「直接行動」改造國內政治的尉級青年將校支持,並且發動了一連串的暗殺事件。統制派則與財團接近,主張軍部內部的團結與結合。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皇道派意圖發動政變,「清君側」,並殺害內大臣齋藤實與大藏大臣高橋是清等,招致天皇大怒,政變頓時瓦解。皇道派因此沒落,獲佐級(校級)軍官支持的統制派,一統軍部,積極對外擴張,翌年七月七日,發動蘆溝橋事變。滿洲事變以來,日中間斷續的戰爭到此已演變為連續性的戰爭,上海事變、南京事件而後攻打武漢。期間,日本政府曾一度有意跟中國和解,乃透過德國駐華大使特勞曼(O.P.Trautman)展開日本所謂的和平工作,中國國民政府也同意日本所提講和條約,但日軍攻陷南京後,氣燄高漲,乃更改條約內容,欲將中國化為日本殖民地,自然難獲中國同意。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政府更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後來又發表比較緩和的「雖是國民政府亦不加拒絕」文告。汪精衛呼應此一文告,從重慶脫出,到南京建立新的國民政府。
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日本內部的法西斯思想也逐漸純化。法西斯的基本原則是必須將國民「一枚岩」化,不許國民有自由思想,萬事皆聽從政府指揮,若有異己則須剷除。在這種情況下,與法西斯思想相對立的共產主義必須先消滅。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三三年不是被迫「轉向」(轉向支持日本民族主義),就是被關入牢裡。接著對付具自由主義性質的天皇國家機關說。天皇國家機關說是與天皇主權說相對的;明治時代,有賀長雄即持此說,認為天皇非國家外的存在,乃在國家之內,屬於國家的一個機關、國家的一部分,每一個機關各有所司,並依所司運作。此說在明治末年由美濃部達吉繼承,而與主張天皇主權說的上杉慎吉展開激烈的論戰。上杉依明治憲法頒布時的「上諭」,認為天皇擁有不受干預的無限權力,亦即天皇擁有國家主權。在明治末年到大正年間,天皇國家機關說壓過天皇主權說,吉野作造的大正民主主義即依天皇國家機關說,排除政治外的一切干預,認為一切行政均須依政治運作。
但是,政黨政治瓦解後,軍部與法西斯政府開始攻擊美濃部達吉的國家機關說,認為這是對天皇的大不敬。最後,禁止美濃部達吉的所有憲法著作,也開始整肅大學裡的自由主義人士。與此同時,政府與右翼分子開始推行「國体明徵」運動,首先確立日本國体是依天孫降臨時的神諭統治萬世一系的天皇國,國祚永世長存。如此的國体,不辯自明,無須討論;拿出來討論,就是違反神諭,大不敬。換言之,所有日本人都是天皇的「臣民」「赤子」,應服從天皇的支配。
一九三○年代,一方面進行思想整肅,一方面由軍部和革新官僚積極推動「國防國家」的建設。國防本來只具消極義,以防禦外敵入侵為主,「國防國家」的國防則具積極義,軍部發行小冊子,認為國防應與國民生活為一,進行全体主義式的統制,同時在原則上主張產業合理化。所謂產業合理化,不是指產業的合理科學管理,而是依據全体主義,將產業予以重整,以配合國防的需要;但陸軍小冊子對產業合理化並未作具体的說明。這部分乃由政府中的革新官僚加以補足。革新官僚認為產業合理化的「指導精神」乃否定自由競爭,由「協調」、「協動」取而代之。換言之,產業合理化是以國民經濟為經濟單位,為期國民經濟繁榮,內部應互相協調,接受國家中樞機構的指導。總之,產業合理化是指由上而下的經濟統制,與國防國家的全体主義性格互相呼應。甚至在國防國家的理則下,產業應統合於國防。
國防國家体制完成於一九三八年總動員法及電力國管案的成立。在這些法案展開由上而下的統制下,個人只能在國家的胎盤中生存,僅為「奉公滅私」而存在,凡是違反國家/政府意願的事物,都以違反國策的名義加以禁止。國防國家理念擴大於外,即成東亞新秩序。
東亞新秩序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政府的聲明中提出。東亞新秩序在某種意義上乃相對於以歐美為中心的威爾遜世界体制。在日本領導者眼中,威爾遜世界体制是「舊」体制,乃以歐美為主体,重新分配世界利益,亦即犧牲其他民族以成全歐美民族。在這体制下,日本民族從屬於歐美民族,對於一戰後躋身世界五強的日本而言,實有損於身為世界強國的地位,因此必須突破華盛頓會議的限制,如海軍軍力的分配。東亞「新」秩序是一方面擺脫威爾遜世界体制的拘限,一方面以亞洲民族主義姿態,要把亞洲人民從歐美殖民地狀態中解放出來。然而,問題是,在東亞新秩序中,東亞各民族的位階是不是平等?事實上,新秩序乃依神武天皇東征的「八紘一宇」理念安排,即先歸服者,地位較高。這種原則也適用其後的大東亞共榮圈。亦即以日本為中心,滿洲和中國居次,最後歸順的東南亞國家又居其次。
這種自私的東亞新秩序並沒有獲得中國人民的支持。中日間的戰爭已長期化,日軍在中國只控制點,未能由點而及於面,以致對中戰爭乃陷於「泥沼化」。
東亞新秩序是與歐美(尤其英美)相敵對的,在「不以中國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狀況下,中國重慶政府不能與日本相呼應,反與英美相結合,英美乃禁止戰略物資輸往日本,而日本本身偏偏又是資源匱乏的國家,戰爭一旦長期化、「泥沼化」,日本必須另外開闢戰場,尋找戰略物資。這是日軍侵入中南半島,擴大戰埸於東南亞(即所謂南洋)的原因之一。
日本把戰線擴大到東南亞,起先因標舉從白種人支配中解放黃種人的口號頗受當地人支持,因而日軍被視為解放軍,但不久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中卻顯出了日本人的自私,而逐漸喪失東南亞人的支持,反白種人的獨立軍也由支持轉而反抗,日軍在東南亞日益孤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擊珍珠港,無異對美宣戰,大東亞戰爭轉化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所向無敵,襲捲了整個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島嶼。但一九四二年中途島一役,日軍大敗後,乃由盛而衰,節節敗退。日本本土也開始遭遇美軍轟炸。
在國防國家、國家總動員下,將日本國民由上而下加以統制,是當時日本政府的重要課題。起先,首相近衛文磨為與軍部相抗衡,推動新体制運動,於一九四○年六月組成大政翼贊會,各政黨爭先恐後解散政黨,積極加入,形成一國一黨的新体制,全力翼贊天皇。但是,改革的意蘊並不深,最終叭以所謂「公事結社」,成為內務官僚和警察主導的行政輔助機構。反軍的功效也不顯著。一九四二年,首相東條英機見時機有利於己乃進行所謂的「翼贊選舉」,國會議員候選人均由政府推荐,而且大都當選。為了翼贊選舉,還把中央各省所指導的國民組織運動納入翼贊會的領導,大政翼贊會逐漸成為國民統制的核心存在。
另一方面,日本也把殖民地朝鮮和台灣納入總動員体制中,積極推動皇民化政策。在朝鮮,推行「內鮮一体」制;強制朝鮮人講日語,「創氏改名」,並意圖創出說日語的「神兵」,更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在朝鮮實施徵兵制。在台灣,於大政翼贊會成立後半年,一九四一年四月,成立皇民奉公會,其組織與台灣總督府的行政機構完全一致,連行政末端的保甲都組成奉公班。皇民奉公會底下有大日本婦女會、台灣青少年團、產業奉公會等,全力推動奉公運動。跟朝鮮一樣,推行日語普及教育;一九四四年一月,公佈皇民鍊成所規則,將未受教育的青年男女十七萬餘人送進三五二所鍊成所,接受皇民化教育。
一九四○年二月,修正台灣戶口規則,實施「改姓名」政策,到一九四一年底,約有一成的台灣人改了姓名。一九四五年,台灣也開始實施徵兵制。
雖然連殖民地的人民也被動員起來,日本的太平洋戰局依然趨於不利,到一九四五年,敗象已出現。其間,日本雖曾透過蘇聯求和,無果。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軍在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八月八日曾與之簽訂不戰條約的蘇聯對日宣戰,八月九日美軍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次日起,日本召開了幾次御前會議,由天皇「聖斷」於十四日接受盟軍的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次日向日本國民宣布戰爭結束。日本從此為盟軍所占領,直到一九五一年舊金和山和約簽訂,日本才重獲自由,成為完整主權的獨立國家。
半藤一利的《昭和史》對二.二六事件、大平洋戰爭與終戰的御前會議,敘述得非常清楚,而且有趣,非常值得一觀。